智慧医疗为医疗卫生行业带来颠覆性变苹的同时，也因设备、技术和服务难以被公平寧用而形成了数字鸿沟，反而加剧了医疗领域的不平衡。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推广，債息接入层面的鸿沟已经逐渐弥合，但社会应用层面的数字鸿沟日益凸显，数字技术普及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社会不事衡，扩大了应用鸿沟。弥合数字鸿沟是智慧医疗有待解决的问题。弥合数字鸿沟的思路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扎实物质基础，解决数字鸿沟的“工具排斥”问题；提高应用水平，解决数字鸿沟的“自我排斥”问题。

        （1）”工具排斥“维度，一是推进医疗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建立数字化应用服务平台、基础设施平台和安全保障体系实现数字鸿沟的弥合；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如智慧药房，医用设备管理、云端医疗大数据、智慧诊疗等应用设计的改善，促进智慧医疗生态系统的建立。但我国智慧医疗起步较晚，一方面，传统的医疗系统之间相对独立，并未实现医疗数据的充分共享；另一方面，智慧医疗产业链存在产品和技术标准不健全、设计庞杂混乱、套用非专业标准等问题。因此，要弥合“工具排斥”维度的数字鸿沟，不能局限于医疗技术与设备的迭代升级，而必须转变单向发力的路径，实现智慧医疗转型。

        （2）“自我排斥”维度，主要是优化服务设计和辅助用户学习。一方面，智慧医疗要立足需求、降低用户门槛，增强就医的即时通讯和社交属性、延长和扩大与就医相关的服务半径，从而实现自助式智慧医疗。但受传统医疗模式和医疗服务涉及广泛的影响，部分群体会对智慧医疗这一新生事物产生不信任，老年和残障群体对智慧医疗服务终端的设计要求较高。另一方面，强化帮扶机制，通过改善平台设计、提供服务辅助，对老年和残障群体提供有效帮助，使其能跨越数字鸿沟，有效使用智慧医疗服务。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智慧医疗的运行状态，重新定义了智慧医疗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信息鸿沟、应用鸿沟、数权鸿沟。

        1、信息鸿沟

        智慧医疗的信息鸿沟，是指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和群体之间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不同群体在医疗资源和处理工具的获取机会上存在差异。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在线医疗用户不足3亿人，在线医疗平均使用率不到30% 。一方面，医疗资源和智能设备配置不均阻碍了偏远地区和农村基层智慧医疗的发展，导致当地群众难以享受到智慧医疗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智能医疗设备存在使用门槛，对需求最为强烈的老年人、残疾人来说，网络条件、设备价格等成为他们接触并利用智慧医疗的主要障碍。

        2、应用鸿沟

        智慧医疗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群体之间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但个体或机构是否具备数字技术的使用技能，仍会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教育水平的差异更是会直接影响个体对智慧医疗的理解和利用，产生“应用鸿沟”2022年我国60岁以上网民仅占网民总数的6.7%，在APP安装、搜索引擎和社交软件等方面的掌握率也明显低于年轻群体。所以，当下无论在互联网医疗还是公立医院，老年人由于对智能设备使用技能的欠缺，无法完成线上预约挂号，即使他人帮忙完成了预约挂号，到达医院后也会面临不会使用预约取号机、自助打印机等设备的问题。对医院来说，智慧医疗尚处在健康监测、信息采集与存储、数据传输等“基本服务功能”阶段，在医疗资源对接和利用方面远未能满足公众的需求。部分医院尚未建立单独的数字和信息技术部门，信息技术人员不太熟悉医院业务流程、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直接影响智慧医疗的运作效率。加上硬件条件限制，医院和医药企业、用户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协作的供应链和信息共享系统，导致智慧医疗数字信息的失效和浪费。

        3、数权鸿沟

        即使医疗主体都成为互联网的用户，社会位置的不平等仍将在医疗虚拟社群中延续，并外化为医疗数据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本质就是基于信任危机的数字不平等。智慧医疗的总体数据由个体数据汇聚而来，不仅涉及个体权利，更是平台权力，其“数权鸿沟”主要表现为公众数字权利意识淡薄与智慧医疗平台权力的错位。

        当前，医疗健康信息高度集中于共享电子健康档案及医疗信息系统，并能够通过一般信息或弱交互性关联推测出个人核心隐私，但大部分用户不清楚自身健康数据的用途，也尚未意识到这种数据风险。在实际医疗活动中，医院往往通过制定病历管理制度、公示管理规则或在预约挂号时选择知情同意进行告知，但是对部分数字弱势群体来说，信息安全保障仍存在困难。除信息泄露外，也曾发生多起医院或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盗取、售卖医疗数据的案件。

        从数字权力的角度来看，平台在数据采集与存储上投人了大量资金与人力成本，通常被认为是医疗数据的制造者；而实际上，医疗大数据往往来自对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不能简单将用户排除在权力主体之外。但是医疗大数据治理必须建立在个体权利的牺牲上,相对于个人，政府和智慧医疗平台往往具备天然的信息优势。这种在地位和技术上的权力实体会凭借优势资源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极易产生技术垄断，形成数据霸权，弱化群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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